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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酷游社会新闻论文范文10篇

　　ku酷游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报纸靠读者求生存已经成为现实与必然。面对这个现实与必然，作为党报如何去争取更多的读者，从而更加体现出自己的权威性，发挥好自己的指导性，党报惟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新闻宣传，增强新闻的可读性。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吸纳其他报纸宣传上的长处，使之与自身的宣传优势相结合，实实在在地去体现党报与群众之间那种特有的亲和力和贴近感。

　　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同人们息息相关。对其有选择地ku酷游、适时地加以报道，是党报应该负有的重大社会责任。社会新闻报道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或其它报道一样，应当起到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等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党报报道社会新闻不是一味地争抢读者，而应当是用理性思维增加社会新闻报道的深度，把社会新闻报道推向一个较高的层次，使之能给人以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从而给人以启迪。

　　实践证明，让社会新闻成为党报宣传的一个亮点，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是党报在新闻改革的尝试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成功之路，有些党报在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宽，越走越广。

　　作为政治家办报，一个重要特色，是具有全面、正确、深刻的大局意识。一方面是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做文章，运用正确的舆论推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是抓新问题、新思路、新事物，使报纸真正出新闻，有活力。围绕这个原则，党报如何选择好社会新闻的最佳切入点，使党报的社会新闻宣传进而达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新闻宣传，对于以此唱主角的晚报来说，有着快捷、不惜版面、报道集中、讲求阵容等绝对优势。对于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导向性的党报来说，在宣传上始终保持着稳重、严谨的特点，注重的是把党的政治观点、方针政策准确生动地体现和贯注到报道之中，让人“入眼”、“入脑”，真正地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但是，在报道社会新闻方面，如何更讲究既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又不失可读性；既体现出党报的“大家气派”，又能雅俗共赏，还尚需进行努力探索。在此努力中，有些党报已见成效。

　　1999年6月3日，南方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的以《为了一个受伤弟兄》为题的长篇通讯，同时配发了评论《新时期的真情颂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党报以政治家的敏感和胸怀，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上较为成功的一例。这篇通讯反映的是：武汉“广广蛇府”的打工仔阿水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当地的工友、群众、民航、医院全都行动起来，数百人不计得失，各尽所能伸出援助之手，老板黄海达及其股东在“广广蛇府”已累计亏损十几万元的状况下，果断拿出12万元，千里包机救阿水。这一事件发生后，有数家新闻单位参与报道，其中不少报纸是在抢新闻、炒新闻，而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则站在政治家办报的高度，稳重从事，广泛采访，深入挖掘，占有充分的真实材料，作了全方位的观察，集众家报纸报道之所长，用新的视角瞄准报道的最佳切入点，选择了最有效的报道方式。这篇通讯在写作上质朴无华，文内的8个小标题：“5月26日下午6时，阿水被蛇咬伤”、“7时许，呼救信号响遍武汉夜空”、“与此同时，黄老板开始找民间偏方”、“晚上8时，开始联系外地”、“27日凌晨1时，开始联系飞机”、“奇迹，飞机从联系到起飞不到2小时”、“凌晨1时，广州的医生就忙开了”、“6月1日，阿水完全治愈”，是按新闻事件的进展顺序拟定，报道由此实实在在地展开，这种真诚、朴实、新颖、具有大家气派的写作方式进而使全文呈现出层层递进，紧扣心弦、震撼人心的好效果。读后让人无不由衷地赞叹，是一曲人道主义大协作的颂歌，更是一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凯歌，感人至深。这篇报道不仅让人回味，更让人去思考。可贵的是，作者站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上，对社会变革作了深入挖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作了深刻剖析，从而使报道生动地体现出新时期存在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进而在群众中引发了一场人格情操的大讨论。党报报道社会新闻的目的就在于此：让社会新闻报道成为党报宣传的一个亮点，以正面宣传为主，用高尚的思想和美德去启发人、塑造人、鼓舞人，激励着人们都要献出一点爱，让社会成为美好的人间。

　　二、用全面厚重的报道，让社会新闻达到引导、教育、启迪民众的作用，体现党报的权威性。

　　党报是，肩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促进社会发展的伟大使命。因此，党报宣传必须牢牢把握新闻真实性的原则，通过实事求是地对社会真善美的颂扬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批评和纠正，进而达到引导、教育、启迪民众的作用，体现党报的权威性。

　　党报的权威性，是党报自身特有的一种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新闻报道之中，必然会呈现出它所具有的品位、内涵及其深度，通过及时准确地宣传报道党的声音，指导基层工作；通过客观真实地宣传报道基层的情况，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而拥有广大的读者。党报自身特有的这种优势，要求党报的社会新闻报道充分地显示出全面、翔实、厚重的个性，用理性的力量给人以教益，在思想深处给人以震憾，使人产生一种心灵的颤动。党报要善于运用和充分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只要这样做，党报的社会新闻报道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亮点，也肯定能够创造出颇受读者喜爱的品牌。

　　1996年，我国打击活动进入如火如茶的阶段，众家新闻媒体不断有此类报道见诸报端。但是这些报道中却反映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尽管许多媒体对有关部门的专项治理行动、色情场所的陪侍活动甚至妇女的心理感受报道均很详尽，却很少有哪家新闻单位就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社会成因和政府部门存在的管理漏洞进行深入挖掘。

　　当时，河北日报编辑部获悉：秦皇岛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容留、唆使妇女案。一名年仅24岁的洗头房老板，容留、介绍4名妇女，自己从中提成数万元，已使3名女患上严重的性病。该报通过有关途径还了解到，这家洗头房的所在地是秦皇岛市有名的“洗头一条街”。于是，该报记者与数家新闻单位的同仁跟随河北省公安厅扫黄办公室的人员一同赴秦皇岛市采访。在秦市采访期间，该报记者除了跟随采访团详细听取了当地办案人员的案情介绍，查看了作案现场，采访了案件当事人外，还深入到“洗头一条街”的住户、居委会干部、出租房房主、发廊以及其他从业人员之中，去了解、发掘、探寻那些值得发人深省的问题遗漏点和思考点。他们还带着一些疑问和难解的问题，虚心向马路边补鞋的、修车的、摆摊卖货的以及出租车司机等人请教，然后顺着行业管理的权限依次走访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最后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回报社后，他们充分运用采访中掌握的大量的真实的素材，辩证地去思考、认识问题的成因。在其他新闻单位或报战果、或就事论事的报道纷纷见诸报端后，河北日报随即以《

　　闹市里的“空白区”》为题，在1999年9月25日一版推出30O0余字的长篇通讯，在披露了“洗头一条街”存在严重藏污纳垢事实的同时，指出了该区域在出租房屋登记、工商、卫生、公安等行政管理衔接上的漏洞，乃至于背后一些“特殊”人物在丑恶行径滋生蔓延中所起的作用。

　　这一颇具深度的报道发表后，马上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河北日报在秦市争相传阅。很多读者打电话给报社对事态的发展表示关注。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就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责成市有关部门对该区域进行了严格的治理。省领导批示并协调省有关部门重新明确了行业管理范围，解决全省类似的行业管理衔接部位的“空白区”问题……

　　读者说：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了党报的功力！新闻界的同行们说：这篇全面、厚重的报道，体现出了党报的权威性。记者在总结这篇报道的采写体会时说：这次报道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党报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党报记者站在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从报道的深度和高度出发，从一般的事件中发现不一般的事物，从不一般的事件中挖掘出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让报道有内容、有深度、有分量，如同警钟，启迪民众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去战胜丑恶；教育那些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把漏洞，解决问题，把各种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党报报道社会新闻的最终目的，党报的权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

　　党报的新闻报道尤其讲究纯真、准确和鲜明。办党报要求，要站在政治家办报的高度，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体质。百姓敬重、信赖党报的宣传，因为百姓深知党报肩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的神圣使命。党报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通过新闻报道及时地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百姓，使百姓明事、知理，从而不断地促进生产和生活的健康发展。百姓更为赞赏党报在宣传上能够始终不懈地追求并保持着较高的品位，这种品位就是理性，作为党报的新闻报道，只有挖掘出新颖的思想，只有具有理性的力量，才能给人震撼性的启悟。

　　特别是党报的社会新闻报道，应该通过记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从而瞄准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公共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好题材，在报道中运用逻辑思维，以足够的真实素材为根据，层层推理，从中揭示出内在的规律性的问题，既让人在得到理性的启示的同时，明了是非，催人奋进，从而真正发挥出社会新闻的积极作用。

　　3月30日，山西日报在第六版推出了一篇图文并茂的长篇社会新闻，题为《超限：公路谋杀者》，在读者中传为佳话。近年来，大吨位汽车载货超重、超载、超高，在公路上超速行驶比比皆是，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对此，新闻媒体较为重视，报道也很频繁。可是对于大吨位汽车的“超限”问题及其引发的更多危害和严重后果，新闻报道却很少涉及。山西日报的记者瞄准这一问题，站在党报的高度，通过深入采访和挖掘，揭示出汽车超限的种种危害、超限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增加了报道的深度和力度。这篇报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人深刻地明了“大吨位汽车超重、超载、超高、超速与人的生命安全紧密相连，而超限不仅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还会使公路寿命大大缩减”的大道理。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

　　这篇报道刊登后，不仅在该省引起较强的社会反响，在全国也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热切关注。大车辆超重、超载、超高、超速和大吨位汽车“超限”引发的严重后果，开始引起有关管理部门和运输经营户的高度重视，此问题在严格的治理中，开始日趋见少。新闻界同仁评价说：这篇社会新闻报道抓住了好的主题，写出了理性化的深度，起点高，教益面广。党报如能有更多的这种高品位的社

　　论文摘要：资讯时代的到来，海量信息的涌现，引起电视新闻形态的变革，由此催生出大容量、多层次满足受众需求的电视新闻超市这种新形态。电视新闻超市的出现，新闻观念的转变，受众成了节目的主宰，电视新闻开始出现服务化、人本化趋向。

　　世纪之交，随着资讯时代的到来，全球世界的纷繁信息吸附在我们的周围。面对每时每刻都会大量涌现的海量信息，电视新闻尤其是地方新闻如何面对新形势，如何选择、如何组织信息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成了众多电视新闻工作者考虑的问题。面对海量信息的无所适从和受众心理的变化期待，全国各地的地方新闻栏目，开始寻求变革与突破。由此催生出大容量、多层次满足受众需求的电视新闻超市这种新形态。

　　2000年初，辽宁《今晚直播》开办:主持人、记者嘉宾同在演播室，在这里，新闻形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动态感性的现在进行时，是多种新闻内容汇集在一起的超市感觉。既有现场直播，又有深人报道，还有娱乐气象服务。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现场、新闻背景、新闻观察、新闻特辑(图片漫画报刊)、公众话题。在节目编排上，《今晚直播》完全抛弃消息类新闻的编排，总栏目与小栏目内容相异，结构交错起伏，在总栏目内的子栏目变化节奏也各不不同，追求的是“不完满的真实”，力求简单，看上去像是一种大杂烩式的信息拼盘。

　　2002年7月，一小时的《江苏新时空》开播，它采用版块切割的方式，分出了时政要闻、综合新闻、大写真等若干版块，其中综合新闻部分又包含资讯、正在现场、连续报道、组合报道等小单元。各个版块相对独立。主持人的“即将播出”口播提示将版块与版块串联一体，这与超市的导购信息如出一辙。把信息呈到观众面前，选择的主动权在观众自己。观众有兴趣，他们就会继续锁定节目，反之就会将注意力移开，信息超市的人口和出口尽在观众的掌握中。在这一节目形态中，观众不需要从节目开始到结束的一个小时内，都痴痴地守在电视机前，不需要将所有的信息一并“收下没商量”，一种灵活的“信息超市”建构赋予了观众更多的“自选动作”，较之昔日的“规定动作”显得更为人本化。

　　2003年1月1日，以“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人文视野，天下民生”为宗旨的《人文天下》开始在重庆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人文天下》以一种“不是栏目的栏目”的形态出现，一方面它具有一般栏目应具备的全部特征，播出时间、节目长度、片头包装、主持人都相对固定;另一方面，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不拘一格，大大超越了一般栏目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模式化的现状。凡是以社会、大众关注的人物事件为中心的纪实新闻、文艺节目，都有机会在人文天下的旗帜下一一展示。

　　2003年10月，东方卫视推出了两小时的早间栏目《看东方》，在这一大型资讯为主栏目里，除了大量的最新资讯外，还包括新闻现场的报道，街头气象报道，交通信息和读报评点等，总体上看，它的版快之间较为零碎，有的内容甚至在两个小时的《看东方》栏目内重复播报，这一大胆新奇的节目形态令人耳目一新。而安徽经济频道的《第一时间》也是一小时的社会新闻大拼盘。凡此种种，已经说明，随着资讯时代的来临，一种大信息量的整合多种新闻为一体的新型节目形态，已经成为活跃在电视新闻栏目中的新军。这些节目的出现表明:一种以社会新闻综合服务为中心的新闻超市的已形成。

　　综观以上栏目的新闻具有如下特点:(1)大信息量的拼盘式组合，花样多，品质不同，内容丰富，可供各种层次的观众选择的余地大。(2)形式简单、活泼，像是一个个打开的新闻窗口的组合，形成一体化的新闻组合。(3)服务性资讯内容加强。

　　以《江苏新时空》为代表的新闻信息超市这种形态的出现，是在社会生活全方位信息化的背景下，电视新闻顺应受众需求的一种电视新闻发展的新的结果。

　　(一)新闻超市平台的出现，是一种电视新闻观念由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根本性改变

　　在新闻信息超市这一电视新闻形态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是尝试着做新闻信息超市的内容供应商，这是一种传播角色上的根本转变。外表上看，还是你看我播，而实质上是我播你选，新闻采编人员是寻找，是揣摩，是全方位的搜索提供。新闻信息在分类后统统登上同一个“台面”，只要是有受众需求市场的，都可纳人新闻节目的视野，仿佛超级市场的货架，可以供不同群体自由选择与消费。而受众就是一群消费者，他的工作就是选择收看并且参与互动。公务员之家

　　传统的淹没在大众传媒之中的默默无声的受众，实际上成了新闻传播的主导力量，只不过他们站在幕后。当受众的需要成为电视新闻采编的第一要务时，就需要电视人从更加宽泛、更加符合人性、更加符合受众收看的角度去理解新闻，因此对什么是新闻的理解上，必然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当受众真正的成为节目的中心时，当新闻采编人员确实是尽自己所能来从受众的角度进行新闻活动时，事实上这是新闻采编的根本性的改变的开始，例如在选题、采访和表现样式上将会和以往大不相同，甚至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和定义上会出现新的突破和变革。公务员之家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目前，各地风生云起的电视民生新闻立足本土，体现人本，就是地方电视新闻本土化趋势的表现。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具有显著的区别。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

　　随着新闻的发展,在全国各媒体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以平民视角出发,关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的电视新闻,这就是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它以地方受众为本位,在区域内具有强大的告知、传递、沟通、控制功能。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显著区别之一，就体现在它的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态度、民生的情怀。民生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电视民生新闻是带有本土化、人本色彩，为平民百姓所关注，并与之日常生活、生计相关信息的电视新闻报道。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民生新闻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民生新闻立足国情，顺应主流，与现行的新闻政策实行成功对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构建城市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准确把握民间的文化精神状态，回归民间，锐意创新，使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民生新闻的内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盗、被骗,走失、纠纷、投诉、求助等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做具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不能走进误区,比如在选题把握上,不能走极端,即把视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闻停留于琐碎和表面,民生新闻也应考虑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在从本地需求出发,做本地的内容的同时,学会找到时政、经济等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与百姓生活的切入点,把时政和经济新闻转变成民生新闻,形成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本土民生新闻。内容为王似乎永不过时，电视新闻也不例外。从地方电视新闻的采访内容看，节目都充分表现出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习俗、文化习惯，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同时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点。地方电视新闻作为各地的大众主流媒体，采访对象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收看观众也是本地区的，因此，为了满足观众了解身边事的欲望，更大程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地方电视新闻大篇幅地播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新闻，讲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闻，还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新闻。这也最真实地回归了新闻的本质。

　　湖北卫视的《现在直播》曾有个固定栏目，请武汉的一位曲艺名人以杂谈的形式用方言来说新闻，当时一经推出，反响很强烈。民生新闻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说新闻方式，观众会很感兴趣。电视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发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发挥地方电视的区域传播优势。电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地区的电视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区文化特色是每个地区存在的必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现象。换句话说，不同地级市的电视新闻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级市电视台的新闻应着力去表现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力求与当地群众产生水融的关系。而越是有地区文化特色的电视新闻，就越为这个地区的观众喜闻乐见，以至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办好各类节目的出发点，做到入乡随俗，生根开花，融为一体。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地域鲜明的民俗民情，也培养了当地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电视是视觉文化，对如此丰富的传统的视觉文化，更加应当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不仅是节目内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审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这张牌来推动民生新闻发展时,应注意做传承与发扬地方文化的民生新闻。

　　最近几年常常遇到都市类报纸的老总们发问：竞争对手的报纸都大同小异，很难想出新的内容点，报纸同质化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新的招法？这里所说的都市类报纸指的是都市报、商报、早报、晚报、晨报、时报、快报等自办发行、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性日报。确实，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同质化一直都是困扰都市类报纸老总们的一个大难题。

　　何谓同质化？“报业同质化现象表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内容层次，典型特点是千报一面。其二是报业运营层次，表现为各报策划手法相似、营销运作雷同，缺少独树一帜的报业盈利模式。第一层次的表现是最为显著的。体育、娱乐、财经、IT等热点报道，‘你有我有全都有’。”[1]通常的同质化是针对内容方面来说的，主要表现是：1．新闻报道和版面内容的重叠和趋同2．编排手法和版面风格的重叠和趋同。3．读者定位的重叠和趋同。[2]简单的说，就是大的结构安排和编排手法是相同的，具体的内容又很少有独家的。对于同质化问题，当前在业界基本被解读为是影响报业发展的一个负面命题，学者们也作了不同角度的许多研究。[3]对此，更多的都是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困惑。

　　其实，同质化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我国报业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下面从我国都市类报纸内容产品的发展来论述。依据对我国都市类报纸内容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将我国都市类报纸的内容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填补空缺的阶段、结构完善的阶段、同质化阶段。

　　填补空缺的阶段是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早期。这个时期是都市类报纸刚起步的阶段，面对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各个城市的晚报。这些晚报还是一种计划体制思维下的办报理念，市场观念非常淡薄，很少顾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而都市类报纸却是一种市场取向比较突出的办报理念，提出了面向市民生活的新办报理念。[4]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只要顾及市民阅读需求的报纸，都能填补一些读者市场需求的空白，从而取得一定的差异化市场空间。如1995年创刊的《华西都市报》等一大批都市类报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长的，《北京晨报》在早期靠主打新闻而获得的一些市场份额等。这点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很相似，只要敢往市场方向想、敢去做，成功的几率就很大，因为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

　　紧接着是进入了结构完善的阶段，这个时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经过第一个阶段的空白填补，报业竞争的对手发生了变化，由早期的计划体制思维下的办报意识与市场办报意识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化为市场办报意识之间的竞争。读者需求的空白填补已经差不多了，比拼的是哪家报纸能够更好的完善自身的结构，使报纸产品没有明显的结构缺陷。这点喻国明教授作了深入的阐释：“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经历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由一元化的社会逐渐向着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反映在社会对于报纸内容的要求上，就是要求报纸在内容结构上越来越平衡、对称、全方位地提供新闻和资讯服务。”[5]典型的是《成都商报》在成都市区的成长，与《华西都市报》相比，没有那么多新闻策划，但依靠其相对完善的结构在成都市区的读者占有率却能稳步上升。减少结构缺陷意味着减少了相对应的整块读者群体的损失，即在这个时期弥补自身的结构缺陷就是最大的差异化。

　　进入本世纪后，报业市场的内容竞争开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同质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都市类报纸在内容结构上没有了明显的缺陷，都基本掌握了一系列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新闻操作手法。用《》、《》等英美、及我国港澳的报纸来比照的话，虽然各家都市类报纸有个体差异，但基本的内容结构该有的都有了，面向市场的基本新闻编辑观念和操作手法都具备了。也就是说，我国的都市类报纸在外形上基本都长全了，报业竞争至少在内容方面开始走向成熟。

　　在同质化阶段，作为一张综合性的都市类报纸不可能忽略那一板块的内容，所以就会有前面学者说的“体育、娱乐、财经、IT等热点报道，‘你有我有全都有’”，也没有哪一张报纸能够忽略哪个重大的事件，或者热点话题。这点在美国、英国、我国香港等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这是一张综合性日报的基本要求。如果按照我们的同质化标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报业一直都处在同质化的环境下，而这恰恰是我们由传统计划体制思维的办报模式走向市场思维办报模式的成熟标志。所以，在这个阶段要寻求结构上的差异化是很难的，因为这种思维基本还停留在我国报业市场发展的前两个阶段，诸如《北京晨报》早期那种填补空白式的做法在这个阶段就很难奏效了。

　　这里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都同质化了，还怎么竞争？也就是同质化下的竞争特点是什么？在论述问题之前，有一个现象需要特别提出来，在同质化的报业市场上，总是有报纸特别好卖，而有报纸卖得不好，甚至卖不出去。既然都同质化了，为什么不同报纸的读者市场效果差异还很大呢？

　　实证研究发现，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就包含了同质化下的市场竞争特点——报纸结构的优化程度和内容的精确打击水平。这分别是报纸内容的总体结构[6]和具体版面质量两个层面的问题。

　　报纸结构的优化有两点。一是指报纸内容版块之间的比例问题，也就是虽然各家报纸的结构都完善了，但内容结构之间的比重是否得当，各版块数量是否能够满足各自读者群体的需求。比如，一张报纸的娱乐和体育新闻版面的最优比重是分别占总体内容的10%，或者各四个版。但现在娱乐占了15%，增加为六个版，而体育只有5%，减少为两个版，这样的后果就是体育读者得不到基本的信息量需求，可能流失很大的比例；而娱乐内容的超量信息吸引的读者数量又不会很大，远远低于体育读者的流失数量。

　　其二是各个版块内容的定位是否清晰，能否有效的吸引住相对应的读者群。最近几年常常可见的是对报纸的定位，比如做什么所谓的“主流报纸”、“社区报纸”等等概念时时可见，对于都市类报纸来说，这些都只能是一些对外宣传用的话语，或者是一些想当然的空洞理念。这点在后面的文章中再作专门的实证论述。都市类报纸内容建设真正需要定位的是每一个版块。因为作为一张综合性的报纸，都市类报纸的基本功能单位是一个个的内容版块来具体完成的。比如，体育读者可能就看体育版块和国内外新闻，而对娱乐和时尚等内容不会看，财经读者可能就只看财经版块和时政新闻内容，其他的内容不会过多关注。再具体点说，在香港，读者买一张报纸，常见的是只将自己看的内容版块挑出来，其他内容根本不看。所以，各个版块功能的有效发挥程度就决定了整张报纸内容的市场水平。

　　我在一些报纸讲课时发现多数报社对于结构优化是非常的含糊，要么是过分强调某些方面，指望靠某一点取胜；要么就是内容版块的编排不讲究；要么只有空洞的报纸定位，而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版块定位，各个版块没有明确的编辑思路；或者有内容版块的定位，但定位的依据是凭空想当然的。这里，如何定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包含了读者群体是怎么样的？该有怎么样的编辑思路？该有什么样的用稿原则？等等。如，一张报纸的体育版主要是男性读者的话，硬性的信息是首要的。如果定位成《南方体育》那样的思路，则真正的体育读者会觉得不过瘾，满足不了信息的需要，娱乐读者对这种主题根本就不感兴趣。结果就是什么读者都想讨好，但是可能什么读者都吸引不了。

　　结构优化解决了报纸的整个框架问题，更进一步就是具体新闻稿件的阅读率问题，也就是精确打击。在不同城市的调查发现，同一个新闻类别里面的不同新闻小类的阅读率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同样是本地新闻，或者再具体些的本地社会新闻，情感类的本地社会新闻阅读率就远远高过离奇古怪类的本地社会新闻。这样，如果两张报纸同样的社会新闻版面比较，第一张报纸只有上半版的两条主要情感类社会新闻，阅读率可能都是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而另外一张报纸的相同版面是整版离奇古怪类的社会新闻，有四五条主要稿件，但每条新闻的阅读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显然，前者的内容数量虽然少，但版面质量远远高于后者，对读者的吸引力也远远超过了后者。精确打击就是报纸的各个版面内容能否最大化的吸引读者，每一条新闻是否有较高的阅读效果，这就好比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精确打击，每一枚导弹的目标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不是一战二战时期的狂轰乱炸。这也是各家都市类报纸初看很同质化，实际上却有很大的读者市场差异的原因。

　　当前一张都市类报纸要有大量的独家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因为量少而对报纸的市场拉动效应有限。如对重庆地区的报纸新闻来源做过的统计发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内容的获取机会各家报纸都是均等的，包括体育、财经、国际、国内、娱乐、本地时政等等，而本地新闻的许多信息来源也很少有独家的。在独家新闻缺少的情况下，竞争的核心就是编辑对新闻的选择与组合能力。

　　具体来说，选择与组合就是选择哪些稿件上报，哪些稿件需要做大，哪些稿件只做小，哪些稿件上头版、具体稿件的切入角度、记者如何判断新闻来源、切入的角度如何等，同样的内容在这种选择与组合下，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打个比喻，现在的报纸就象是一个人的五官，都发育成熟了，五官都长到位了。但并不是有五官就一样好看，不同的五官组合就会有不同的漂亮程度。对于报纸内容来说，就是怎么样通过选择与组合让每一版的主要新闻都能够发挥最大的阅读效率，能够最大程度的吸引读者。这其实就是新闻观念的问题——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需要的新闻？有什么样的判断标准？

　　基本的一点是市场取向——以读者的阅读率高低作为选稿的基本依据，建立一套编辑的选稿标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都市报的版面质量都是取决于每个版面具体编辑的个人感觉，编辑感觉好时，编辑稿件的读者阅读率就高，版面价值就大；反之，编辑感觉出些偏差时，选取稿件的阅读率低，报纸的版面价值就小。这样就容易存在编辑个人的喜好替代大众偏好的风险，因为往往编辑的个人喜好与大众偏好是有很大差距的，编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判断标尺。对此，我在北京、重庆等多个城市的对比调查中得到了证实，如“**市人大任命**为副市长”这类本地时政内容在编辑记者看来有高达百分子八十以上的阅读率，实际上读者的阅读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还有，精确打击率的高低摇摆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报纸版面质量的不稳定，不能稳定地给读者以预期的满足。

　　要让报纸的结构得到优化、内容稿件作到精确打击，需要通过读者市场的调查分析来进行，通过建立科学的读者市场研究来建立分析模型。最近几年在对重庆、北京等多个城市的读者调查的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时发现，报纸普遍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结构优化问题，结构的设计都有明显的可调整的空间。而稿件的精确打击问题更是明显，在将报纸每个版面的新闻内容和调查的阅读率模型进行对比后发现，许多新闻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常常可以发现做头条的新闻阅读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而只有一行内容的标题新闻的阅读率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两者的大小判断刚好相反了。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编辑的选稿标尺平台，将市场的新闻观念贯彻在这个选稿平台中，编辑就有了可依靠的标准来帮助作出判断。

　　还有一点是在不同的报业市场上，读者的偏好有差异。如在2005年底我对比了成都、重庆和泉州三地的具体新闻内容的读者阅读模型，发现除了在大的内容结构上有些局部差异外，在具体的精确打击上，差异就很明显。比如，“十大产业构筑核心城市”这类城市宏观发展的内容在成都的阅读率较高，而在重庆较低；“‘消灾’骗走老太7.8万”这类社会新闻在泉州的阅读率较高，而在重庆却偏低等。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报业市场上影响读者偏好的变量是有差异的。所以，对于“好新闻”的判断标准也应该依据市场的不同而有区别。

　　[1]朱春阳、邰小丽，《同质化竞争：风险与理性》，《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2]参见唐慧卿，《报纸同城竞争：尽力避免同质化》，《新闻战线]如董天策等，《成都报业趋同化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二期，是讨论该问题中具有较强学术价值的论文；还有陈东等，《避免同质化的对策与实践》，《新闻实践》2005年12月，等等。

　　[4]参见《都市类报纸现象研究》一书，有诸多论述，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但是，新闻摄影有其天然优势的同时又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局限性。新闻摄影是用形象这种特殊媒介来传播信息的，它所报道的对象不但要有新闻价值，还要具备形象价值。这就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有些新闻事实用摄影报道更具说服力，有些却不适合用摄影报道。要充分发挥新闻摄影在报纸中的作用，就要认清它的长处与短处，以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新闻摄影与文字报道比较，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性。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直接了当地给读者提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具体形象，展现出文字报道无法表达的形象信息的魅力。眼见为实，图片对所报道的事实更具说服力，容易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在报纸版面上，一幅内涵丰富的精美照片常常胜过千言万语，比大段的文字描写更能吸引读者。如国庆5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通过图片展现威武雄壮的阅兵场面，阅兵方队的雄姿一目了然，再多的文字描写在这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首先，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有一定的信息量；其次，它还必须具有能满足读者视觉需要的形象因素，这才适合发挥摄影的特殊功能。最近各媒体争相在显要位置报道了科学家破解人类基因密码的新闻。这是一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新闻，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但是由于它不具备形象价值，用照片无法把这一信息完整地传达给读者。因此，这篇论文不适合用摄影报道。而最近发生在广西柳州的公共汽车坠桥事故中，用摄自事故现场的图片报道，不仅能把这个灾难信息传给读者，还使人们看到失事现场的地理环境、触目惊心的死难者尸体及抢救场面。

　　重大事件、突发性事件、天灾人祸事故现场等。如国庆50周年庆典、北约轰炸南联盟、营救俄罗斯核潜艇遇难船员等这类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具有足够的引人入胜的形象信息，摄影报道能让读者最直接地了解新闻事实。

　　重要知名人士、社会新闻人物、英雄人物的活动，人们都想看看他们的形象，图片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如北京体育学院青年教师张健横渡渤海海峡，摄影报道能让读者目睹这位向人类极限挑战的英雄的英姿，看到他是如何在海中劈波斩浪的。

　　反映老百姓生活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新闻照片。这类照片往往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按照新闻价值观，人们总是对新近发生的，地域上、职业上、心理上与自己接近的，富有人情味的事件感兴趣。

　　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大型工程建设场面、自然界的珍奇现象等，都是能发挥摄影报道特长的题材。

　　新闻摄影是以形象传递信息的，它只能告诉人们报道对象的可见部分，不能完整地说明事物，不能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抽象反映，这就使它在很多方面逊色于文字报道。一篇文字报道可以详细、具体地对某一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报道，而图片报道就无法完整表达。

　　此外，新闻摄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大，它只能截取新闻事件正在变化过程中某一瞬间的片断，很难系统、完整地反映整个过程，更不能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它的现场性和时间性较强，报道的题材也是现场性、动态性较强的新闻事件，对于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束手无策。硬要用一张照片去报道某一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企图说明某一事件产生、变化的因果关系，自然难以奏效。

　　对于摄影的这些局限性，在采访中应尽量避开不适合用摄影报道的题材，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当然，摄影的长处与短处并不都是绝对的，有时候短可以变长，有时候长也可以变短，这就需要在采访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如在人物报道方面，摄影虽然不能具体描写和叙述人的思想活动过程，但在表现人物在某一瞬间的情绪及情感状态上却很有优势，因为人的面部表情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活动，特写照片能够准确细腻地表现人的瞬间情绪。一张好的人物特写照片往往比一大篇文字描写更加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这种情况下，摄影之短就可以转化为长了。

　　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大型工程建设场面、自然界的珍奇现象等，都是能发挥摄影报道特长的题材。

　　对于摄影的这些局限性，在采访中应尽量避开不适合用摄影报道的题材，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大型工程建设场面、自然界的珍奇现象等ku酷游，都是能发挥摄影报道特长的题材。

　　对于摄影的这些局限性，在采访中应尽量避开不适合用摄影报道的题材，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WTO的加入、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一批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正逐渐成长起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生力军。本文将梳理2001-2002年两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们需要能通过我们的梳理,使大家能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为便于分析，本文的研究取样主要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ku酷游、《新闻界》和《当代传播》，我们认为这几本刊物的研究取向基本上能体现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

　　本文粗略统计了以上七种刊物2001-2002年的数量，统计显示，七种刊物两年共发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286（统计未含新闻业务部分）篇，其中新闻理论方向119篇，新闻传播法方向54篇，新闻史方向51篇，外国新闻事业方向52篇。从年度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新闻理论和新闻传播法两个研究方向基本发表的文章数2001年和2002年基本持平，新闻史方向略有下降，而外国新闻事业方向则有增加。

　　2001年新闻刊物发表5大热点文章数量统计新闻理论新闻传播法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

　　2002年新闻刊物发表5大热点文章数量统计新闻理论新闻传播法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

　　对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有几名学者作过描述和总结。童兵教授全面回顾了中国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他认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命运，是同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1]。陈建云博士则将20世纪百年间我国新闻学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01-1927年的奠基时期、1929-1949年的研究多元化时期、1950-1966年的理论整合时期和1977-2000的繁荣和深化时期[2]。秦志希教授通过分析指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实现了重大变革及长足发展，但其学科建设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我们应当重视新闻学关键词及话语的更新，以加快新闻学术自足与完善的步伐[3]。丁柏铨教授撰文指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中国新闻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华；中国当今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4]。另外程曼丽和丁柏铨教授还分别探讨了中国新闻思想探析[5]和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特色[6]。

　　新闻理论方向的基本研究线]、新闻规律等等。各方面都有一些学者关注，但并没有形成讨论热点。关于新闻价值问题，刘建明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了，传统新闻价值理论的商业滥觞导致了报道的狭窄和黄色新闻泛滥。作者在此文中论证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自我颠覆过程，以及如何认识和创立现代新闻价值理论[12]。杨保军则从另一层面探讨了新闻价值问题，他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以新闻价值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他从静动两个方面对新闻价值关系的构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13]。

　　就两年来的研究主题看，有如下几个新的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新闻商业化与娱乐化问题，二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问题，三是比较新闻学研究，四是新闻媒介的全球化问题。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中国传媒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单一的功能角色——即耳目喉舌——向多功能角色的转变，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传媒业的现状，加上传媒从业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严重脱节，等等。使得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专业训练明显跟不上社会形势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传媒从业人员专业理念意识不明晰，一些人是以社会改革家的理想投身新闻事业的；一部分人看重的则是新闻单位的收入不错；还有一部分人是希望通过新闻单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了新闻理论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人是从新闻史的挖掘入手的，其中以关注西方职业理念者为多[14]，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的梳理，为中国新闻业建构职业理念提供一些借鉴。如黄旦的几篇重要的论文虽然是做思想史研究的，但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15]一文。黄旦教授在该文中把传播者界定为大众媒介组织，并认为其研究的历史应从新闻学开始。也有人注重国内早期民营报业报人的专业理念的整理，如施洁的论文就试图通过对张季孪新闻思想的梳理来说明中国民营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专业理念的建立与矛盾[16]。有学者则试图通过统计和分析两次记者节的报道，来审视我国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意识[17]。本方向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陈韬文教授和潘忠党组织，由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参加的大型调查项目——《新闻教育及其影响》的课题调查。该项目的数据整合工作正在进行，将可能是对中国目前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理念的一次最新、最全面的调查。

　　关于新闻娱乐化问题，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国内学者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李良荣教授，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娱乐化、本土化正成为席卷全美传媒的两大潮流[18]。林晖则认为，新闻娱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不可能成为媒介主流，硬性决策参考信息仍将是社会信息需求的绝对主本[19]。蒋晓丽、王炎龙的论文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新闻娱乐化发展的动因之一。作者认为，财经新闻、纪实新闻、娱乐新闻的热销是受众心理变化使然，因为转型期受众心理必然呈现如下趋势：本位意识的趋利性、自主心理的务实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20]。吴飞、沈荟则从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重角度，集中分析了新闻娱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作者指出，从心理、市场与意识形态三个不同的层面看，中国新闻娱乐化现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21]。柯杨则明确指出，讲故事的新闻处理方法固然能够简化信息的脉络、提高受众接收兴趣，但从长期来看，过于依赖提炼故事的方法，容易使传受双方互相迎合，会使分辨力不高的受众对环境的认知受到不良影响[22]。

　　关于比较新闻学研究，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对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和探究；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它在展示双方不同规律的同时，寻找人类共同的新闻学规律，进一步确定双方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23]。相较于早期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成果而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对原有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提升，如童兵教授的著作《比较新闻学》就是在他原有的著作《中西比较新闻论纲》的进一步修订；另一方面则又在认真梳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作准备。如黄顺铭、蔡尚伟就比较传播学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点学理层面上的分析[24]。张威运用大量实例集中讨论了文化误读的消极性——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25]。与前面几篇文章不同的是，孙有中则以布什访华活动的报道为个案，定量、定性地对比分析了新华网与新闻网的报道内容、版面安排、标题特征及新闻插图等。论证指出新闻网在报道布什访华活动时比较严重地背离了“客观性”这一基本新闻原则[26]。马少华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篇中美报纸言论版的比较研究的文章[27]。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黄旦教授作过一次很仔细的梳理[28]。他指出，全球化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ku酷游，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产生的冲击、影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的具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量并不多，视野单一，主要是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介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它们或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29]。黄旦教授总结说，此类研究有如下共同点：第一，以西方的媒介，尤其是美国的媒介为研究对象；第二，重点是媒介集团（跨国公司），尤其是新近实行兼并的大媒介集团；第三，最终关注这些集团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把“全球化”作为基本的认识方法、视角或者说背景。此类研究的重点，就是把中国的媒介和传播纳入到“全球化”中进行审视，并展示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说明，之所以把这类研究，归之于第二个层次而不是第一个层次，在于它们几乎全是学者自己的估计、预测乃至想象，虽言之成理，尚无法检验。不像对西方媒介的描述，是已经存在的现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对于传媒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问题正是此类问题之一。刘建明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引导世界人民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传播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实现。[30]童兵教授的在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新闻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31]。

　　关于传播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高亢分析了新闻传播中的腐败现象，他指出，腐败严重影响着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潜在地诱导着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32]2002年第4期的《当代传播》发表了一组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章，算是一次较集中的讨论。这些文章涉及了职业意识问题[33]、有偿新闻问题[34]，还有文章从记者被打和“黑哨”事件等现象反思新闻职业道德问题[35]。这些文章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也比较简单，但涉及到的我国新闻工作中现在的一些主要职业道德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近几年来，新闻法的研究一直较为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研究队伍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研究主题也基本稳定。主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法的各个层面，如新闻传播法的立法基础讨论、隐匿权（为新闻来源保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新闻侵权[36]、知晓权与接近权问题、新著作权法[37]、网络传播权问题等等。

　　关于隐性采访问题，有人试图通过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分析，探讨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问题[38]。对于隐性采访中引发的和公民隐私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吴凌凌则借用法学中利益权衡的观点进行分析，并指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以公共利益为杠杆[39]。2002年《新闻记者》就广东《新闻周刊》记者在采写《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一文时使用的暗访手段一事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此次暗访有违职业道德。作者指出，记者写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出发点应该是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愤慨，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和关注，使危害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丑恶现象早日消除。然而，当罪行就在采访的记者身边发生，他却只是袖手旁观甚至扬长而去时，这种文章的意义又何在呢？[40]但也有人这次采访是符合职业道德的[41]。另有学者总结说，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诱导”，要尽量追求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统一。[42]关于知情权问题，宋建华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现状[43]。顾红梅则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国内大众媒体因被公民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而提起诉讼，已成为寻常事。在诸多名誉权纠纷案子中，越来越多是隐私权侵权。如何既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又满足社会公众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欲望。作者认为，有一条原则是可以确定的，即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44]。顾理平则认为，新闻传媒固然应以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为其基本职能，但是新闻自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媒介的活动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不能以报道的内容真实为由而随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个人隐私权。[45]李金宝则对《南方周末》头版两次刊登了由于信息公布不及时引发社会恐慌的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一事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媒体和警方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迟迟没有公布事情真相。但事与愿违，就是由于信息公布的不及时，引起了当地市民的极度恐慌，甚至是社会的震荡[46]。

　　关于传媒与司法以及舆论监督问题，学界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47]。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48]。刘太阳对魏永征教授2002年4月29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媒体审判”有悖法治精神》提出质疑。他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是“媒体审判”的观念。也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对“法治精神”概念的理解[49]。对于刘太阳的质疑，吴献举则撰文予以反驳。他认为刘太阳混淆了“媒体审判”与“媒体舆论监督”的区别，没有搞清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50]。

　　关于网络侵权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虽然具有虚拟性的特征，但在虚拟社区的传播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吴瑛认为，在虚拟社区，对公民对的保护和侵犯名誉权行为权考虑到两权平衡，过松的自由空间和过紧的监督措施均不利于两种权利的实现[51]。林琳博士撰文指出，在技术更先进、手段更隐蔽的网络传播时代，隐私权被侵犯的对象范围更大、侵权造成的危害程度更严重。因此她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法规的建设，但媒介道德的建设意义更为深远[52]。

　　关于媒介接近权问题，早些年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近两年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了。1967年，美国学者杰罗姆·巴伦（JeromeBarron）教授正式提出了接近使用媒体权（therightofaccesstothemedia）的概念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大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有论者认为接近权是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的最重要途径[53]，也有学者指出在重视保障接近使用媒体权的同时，我们也要为避免该权利被滥用[54]。

　　近两年的新闻传播法方面的研究与前几年的不同的是，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传播法问题，更多的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传播法的核心命题——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方面问题。继张昆介绍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之后[55]，丁俊杰仍然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56]，足见三百多年前，英国这位思想巨匠的思想魅力所在。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思想基本是舶来品[57]。有人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的新闻自由，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理念中包含着政府对媒体施加影响和“必要干预”的自由，包含传媒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义务。美国的新闻和机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庞大的“第四权力”不可以滥用权力。[58]

　　表达自由的研究难点之一就是保护范围和界限问题，虽然在西方也曾有过少数的绝对保护主义者，但中国学者持这一态度的人则相当鲜见，主流的观点是法律要保护表达自由，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李斯颐撰文指出，言论和出版自由属于相对的自由权，既需要保障，也有一个界限问题[59]。对于批评政府的言论是不是导致政府机构的名誉权受损，以及如何对待这种批评性表达问题，侯健博士认为，批评性言论所引起的政府机构名誉问题，主要是一个公法性质的问题，可以考虑以公法方面的规定来代替在私法上赋予政府机构名誉权的做法。免除针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性言论侵害名誉的民事责任，并不是说这种言论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责任[60]。如果划定这一保护与限制的界限呢？吴飞则试图通过介绍美国著名的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分析，来剖析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从美国司法实践看，美国人对于自由言论的主张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不同的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下对类似的案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并无一定之规[61]。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司法界对言论的界限问题的思考也在进一步深入，从20世纪中叶始，“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已经被抛弃了。今天，美国最高法院逐渐确立“言论—行为”两分法，其基本理念是纯言论受到绝对的保护，而象征性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但“言论—行为”两分法也未能圆满地解决自由与限制的界限问题，邵志择的论文就通过介绍美国法院对于焚的不同处理态度和观念变迁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62]。张永恒就“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没有具体新闻法规定的情况下，将宪法原则性规定引入到具体的新闻自由权利保护，是一个必然的选择[63]。

　　对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状况问题，近两年一直有人在反思。有的研究者谈到，中国当代新闻史以报纸为主，忽略广播和电视，报纸中以机关报为主，忽略其他报纸，例如晚报、特定群体的报纸。内容上比例失当。主次、轻重、多少的叙述有失客观和公允，另外，较少研究传播效果和受众，媒体经营也没有提上议程。体例上沿用近代新闻史的，难以包容当代丰富的内容。[64]有的学者谈到学习新闻史的意义，指出，许多新闻史常识应该是新闻工作者必须知道的，对于历史经验的熟悉往往是从业人员成熟的标志之一。新闻史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它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线]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应研究大众传播史，它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而是一种大众传播层面的“一般史”研究，包括它的多样化发展和相互交融。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这样可以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历史全图。[66]有的学者谈到世界新闻通史的体系，认为从纵向方面看，应古今贯通，涉及新闻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从横向看，应包容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新闻史，原有中外新闻史分治的研究格局应打破。[67]这方面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卓南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报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论无可研究的“陷阱”。不能盲目地迷信前人的定论，要敢于质疑，“可疑之处”有时正是“诱惑”我们去研究的原因所在。报史研究同时要面对如何判断历史的线]。

　　近两年新闻传播史的具体研究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曾宪明撰文指出，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既有社会制度更迭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其自身的原因。大陆私营报业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69]。《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于《大公报》的整个言论实践之中，成为《大公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2002年第3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几篇与《大公报》有关的文章。吴廷俊、范龙撰从“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勾勒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基本面貌，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作者认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秉持大公之心，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说线]。周葆华对传统的视“小骂大帮忙”为《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从《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看，《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斜”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71]。

　　新闻界人物或人物的新闻思想研究近两年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周叶飞比较分析了王韬和洪仁王干的新闻思想[72]。单波则为我们展示了汉奸报人管翼贤的新闻理论观与新闻业务观的矛盾，反映了其人格的分裂[73]。侯东阳则介绍了林语堂英文版《中国新闻舆论史》[74]。秦志希、汪霞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75]

　　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新闻传播体制、法律到新闻传播的运作，都有涉及，从2001到2002年的发表文章数看，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前文的本着部分已经涉及到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基本内容，故在此仅略作补充。

　　邱林川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和《洛杉矶时报》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发现三份报章之间，甚至同一报章在案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这些差异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也存在争辩。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作者的分析可能对我们了解美国媒介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帮助[76]。吴泽霖在介绍俄国报业发表情况时指出，目前的俄国报刊业是喜忧参半的，它既增强了信息性和生动性，贴近了生活和读者，又时时蒙垢于各方面社会势力的压力而违心伪造、粗制滥作，蛊惑炒作、华而不实[77]。郭镇之则通过采访介绍了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78]。《真理报》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之一，《真理报》模式曾对我国报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张丹通过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的分析指出，党报一定要置于党的监督领导之下，在国际环境仍复杂的情况下，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党报要坚持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中国特色；党报改革应与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步调一致；党报必须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忠实喉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树立正确是非观，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维护社会稳定和党的形象，为党在新时期的改革目标服务[79]。周小普介绍了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法国电视二台是法唯一全国性国有综合电视频道，它的特点是新闻节目少而精，专题节目针对性强，游戏节目多，节目内容综合度高，各种节目设置考虑多数受众的接收需要，注重其公益性和对社会的良性作用。在专业技能上，其节目的表现形式运用恰当，演播室布置雅致、多样，主持人与节目风格协调一致。对我国众多的综合频道节目有一定启示[80]。邓晓璇撰文介绍了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播实践中的现状，并分析诽谤案例中高额索赔对传播的负面影响[81]。陈中原则介绍了东欧媒体变化情况以及东欧各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82]。

　　大陆对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层面，大部分文章的研究“落点”继续在新闻采写编评的原理、技法技巧、规则等方面“纠缠”。虽然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研究者在努力地追求“视野的拓展，研究的深化”，但是“业务总结式”的经验性文本居多而学理性的研究文本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新闻采访的研究成果涉及新闻采访心理、采访策划、采访工作路线、记者新闻敏感及采访提问技巧多个方面。有学者提出，采访首先是心的沟通，采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心与心交流的过程，只要记者放下“架子”，真正将自己融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和情感中，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所想，问到他们的心里去，就能达到预期的采访效果[83]。还有人论述了新闻策划与现场采访的互动关系，认为策划不能一锤定音，要全程跟进，即时调整；策划不宜过细，既要重点框定，也要激发记者开阔采访思路；强调现场应变，创造性地与策划初衷相结合；允许突破策划设想，写出与策划初衷不同的好稿件[84]。

　　新闻写作方面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比较集中地研究新闻写作叙事技巧和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