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酷游新闻的民间建构渠道从古到今，最主要的模式是人际传收模式，即直接的面对面的传收方式。这种方式以人际之间的链式结构渠道和点式扩散形式，始终成为规模化信息传播、新闻传播形成的重要渠道，即使到了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时代，依然如此。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传播技术和其他技术的进步，新闻的民间建构方式也在不断地更新闻正在成为塑造一定社会整体新闻图景的重要力量；在一些具体新闻事件形象的塑造上，民间新闻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制度化、组织化的职业新闻。今天的民间新闻，已经是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组织媒介建造的新闻垄断局面的新闻样式。
在前新闻传播业时代，我们可以说，新闻信息与其他信息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人类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明确的新闻意识。这种情形下，新闻的存在是没有秩序的，或者说是一种自在自然的状态，人们并不明确知道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也不会去有意建构某种新闻图景。也就是说，在前新闻传播业时代，新闻图景实际上是由人们随意建构的，自然形成的。这种情形下，新闻的样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表现为非新闻的方式，可能是小道消息、文学化的故事、传说ku酷游、流言、谣言。新闻的图景就是由这些所谓的新闻样式共同编制起来的。即使到了今天，人们看到，这其中的一些信息传播样式，仍然是民间新闻传播的重要形式，人们并不认为它们不是新闻传播样式。人们今天看到的由媒介组织建构的“标准”的新闻样式，都是基因于这些古老的、同时也是恒久的信息交流形式，并且，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组织化、制度化新闻的呈现方式甚至在向民间新闻的方式回归。“新闻就是故事”把新闻写作看成是讲故事的艺术，如此等等所谓的新潮、时髦的新闻观念、新闻写作观念和方式，其实是“老掉牙”的东西，是在新的螺旋中向古老新闻方式的回归。至于新闻写作的散文化、文学化等等，则更是“信息新闻”时代到来前新闻的典型表现样式，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地说明，今天的“回归”对于制度化新闻传播者来说，是在明确的、独立的“新闻意识”下的回归，是确保新闻基本性质的回归。如果把新闻真的写成了虚构的故事，写成了传播者的情感、意见表达，那就成了一种复辟和倒退，背离了新闻的本性。
进入新闻传播业时代，新闻的民间构成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明和创造，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古老的方式延用着，新的方式则在不断创造着、发明着。特别是进入网络传播时代，民间新闻的建构方式，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使民间新闻进入新的黄金时代，进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制度化新闻抗衡、争雄的时代，能够打破制度化新闻垄断新闻符号世界的时代。新闻传收活动在民间新闻开始进入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新闻自由，也像整个人类范围的新闻自由一样，步入一种新的状态，人们的传播自由权利和收受自由权利都得到了范围上的扩展、程度上的提高，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机会。这也在实践层面上扩大了新闻自由主体的总量，同时也实质性地提高了新闻自由的质量。
如果收缩一下我们的视野，可以说，由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自媒体”新闻样式，将会成长为新时代民间新闻图景塑造中最重要的角色，也会成为整个社会新闻图景中的亮丽景色。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自媒体新闻样式还难以甚至说不可能彻底打破制度化新闻图景的基本格局，但至少能够改变单一的制度化新闻的新闻图景构图方式，使民间新闻的方式与制度化新闻方式形成互补性的构图关系。自媒介也许是未来整体新闻传播的重要渠道，而不仅仅是民间新闻的主要手段。我们看到，在今天，尽管传统的构造新闻图景的民间方式仍然存在，而且，我们相信，有些方式将会伴随人类永远地存在下去。但是，传统样式也不再仅仅依赖人际之间的面对面的传播模式，也会充分利用最新的传播技术，以新的样式表现出来。
因此，传统的民间新闻建构方式，不会在新的时代减弱，相反会得到强化。民间新闻不会因为制度化新闻的强大而“退避三舍”我们可以说，民间新闻在网络时代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美好时光。当网络传播处于Web1.0的时代时，从新闻角度看，网络媒介还主要是人们用来浏览新闻的工具，而新闻的供应者与传统媒体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即人们通过网络媒介获取的新闻，实质上仍然是制度化新闻的某种翻版而已。Weh20时代的到来ku酷游，可以说是民间新闻传收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的时代。所有具备一定的运用网络传播技术能力的人，都可以制作、传播自己想传播的信息。这是真正的自媒体时代的开启ku酷游，是草根媒体时代的开启，使民间新闻的建构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境界。然而，这只是技术上的革命，能否真正带来新闻内容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我以为，仅仅依赖技术这一个要素是不够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已经开始削弱职业新闻传播者的社会影响，对制度化新闻内容的构成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有人写到：“互联网经过新一轮的进化，已经不仅是一个网上浏览资讯的工具，而是一个能让用户即时与人互动的资讯交流平台”“Wel20时代的浏览者可以自己制作网站内容，网民有了一个可读可写的互联网(read—writeWeb)互联网上资讯的拥有权也从单一属于网主而变成与互联网使用者共享。这场资讯革命正在改写人类历史。
新技术条件下的民间新闻，使民间新闻传播者走出了狭小的私人空间，使民间新闻不再是简单的私人范围内的信息交流活动；狭小范围的新闻传收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真正的符合新闻本性的传收；新闻本身是社会性的信息，公共性的信息。今天的民间新闻，其传播方式已经冲破了传统的点对点的互动模式的单一性，走向了点对点和点对面共同的、融合的互动模式，自媒体传播者具备了类组织化传播者的特点，从而使民间新闻具有了大众传播的特征，具有了大众媒介新闻传播的表现形式，也就具有了产生类大众化媒介新闻传播的功能；模式转换或者多元化，使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表现方式，使主体间有了更多的、效率更高的信息交流渠道和方式。民间新闻传播者开始超越私人化的传播角色，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化、公共化的传播角色；普通人作为私人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在新的传播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份统一时代；更能引起人们兴奋的是，普通大众在信息传播领域身份公共化机会的增多，也为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新闻图景越来越成为人们共同塑造的图景时，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为塑造新闻图景担当社会责任；自由、权利永远都是和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的。
当新闻传播成为一种社会事业，出现了专门的新闻组织机构和专门的新闻职业人员，人类新闻传播的方式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新闻传播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新闻生产成为社会的一种自觉行为，新闻制度成为社会制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是对单一民间新闻生产时代的超越，也是人类自为性新闻传播的真正开始。我把组织化新闻传播的诞生看作是制度化新闻的开始，即制度化新闻和组织化新闻在我下面的阐释中具有同等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新闻业诞生之前的制度化的新闻传播及其新闻构成方式不在我们这里的考虑之列。
制度化新闻的诞生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对规模化新闻信息和其他信息需要的产物。当随意的民间新闻无法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时，社会就会创造出新的新闻传播方式。制度化新闻是按照一定原则、标准、程序和措施控制生产的新闻；制度化新闻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一定原则、标准、程序和措施在一定社会环境演变中不断明了、细化、变革、完善、制度化和再制度化的过程。因而，一定社会始终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来变革制度化新闻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说，在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前者从本质上从属于后者，是随后者的变化和变化的ku酷游，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新闻媒介、新闻传播对社会变动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新闻的构成景象，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影响和控制的共同结果，核心则是按照控制势力描绘出来的新闻图景。在总体上可以说，一定社会拥有的整体新闻景象是所有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但就实际来说，谁的力量占据了一定社会的权力核心，制度化的新闻图景就会主要按照谁的意愿去塑造建构，这就像在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中，谁拥有的股份最大，谁就实际控制着公司的整体蓝图一样。在抽象意义上说，拥有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掌控力量的主体，也就左右着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也就掌握着描绘新闻图景的大笔。这并不是我们的论证，只是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指认和描述。其实，马克思早在156年前，就向人们掲示和指认了这样的社会事实。在这种指认和描述的背后，深藏的可能是社会演变中的规律性力量，这种力量尽管是由社会活动主体造成的，但又不是任何一类社会主体能够左右的。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历史性的结果，在农业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统治力量，只能塑造出专制的、农业化的新闻图景；而在工业社会，当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新闻图景只能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塑造；当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新闻图景只能是专制主义式的图景。而所有这些新闻图景，直接表现出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匹配的特色。新闻图景往往就是社会制度框架的呈现，建构社会制度的主体是新闻图景的真正设计者，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者不过是一些建筑工人而已。在他们背后的神秘力量，就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社会并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些人的意志，哪怕他们是统治者。社会运行的步调是所有社会主体活动的结果，因此，制度化新闻的合理构成方式，只能是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而这在现实社会中又总是表现为过程，而不是结果。
制度化新闻是组织性的新闻，不是民间性的自发新闻；新闻作为符号世界是可组织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能够不等于正当或应该）按照主体意愿建构的新闻，不管这种意愿是否正当。但这并不是绝对地说，这样的新闻图景都是对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虚假化。制度化新闻媒介组织塑造的新闻图景与实际事实图景之间的关系如何，主要依赖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也依赖于一定社会的新闻文化传统、新闻观念，依赖于一定社会对新闻功能的理解和期望。如果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新闻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不能适应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那就难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事实世界。反过来说，合乎社会实际需要的新闻制度，它所支持的新闻观念、新闻手段不会违背新闻的本性，塑造出来的新闻图景也不会背离真实的世界面目。
制度化的新闻是规模化的、标准化的、稳定的新闻，它的生产是程序化的，在一定时期也是刻板化的、框架化的；新闻图景因而是景色框架中的图景，不是自由自在的图景。制度化新闻常常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种标志和一种形式，它为社会大众提供了理解一定社会的主导性的信息流（同时还提供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意见流、意识流、文化流等）和信息指向；社会大众在表面的自由收受中，实际接受着这种信息流的限制和约束。制度化新闻总是努力要把人们的眼光聚拢到制度建造者希望的方向，并且总是希望人们更多地看到制度光明的一面。
新闻一旦制度化，就会在不同的制度向度上表现出不同的追求和结果，受到不同制度向度上的支配和控制。政治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成为思想意识中心，成为政治权力展现自身“光辉形象”的中介和平台；经济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一种相应的事业或者信息产业这要看经济制度本身的特征，但不管哪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都会以自己的机制调整新闻传播的方向盘；文化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某种文化制度希望的文化传播者，成为建构和宣扬一定文化认可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力量。如此一来，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新闻，有多少新闻，制度化的新闻都会把自己的新闻信息空间，采取各种办法填充满当，绝对不会让媒介作为新闻传播者或其他信息的传播者空转。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景象呈现了制度的诉求，表现了制度的面貌，并且是制度想要的面貌。制度化新闻不大可能创制出反制度的新闻，偶尔的使制度感到丢脸的新闻，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制度的正常运转。
【作者简介】：白婷，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新闻学研究。
【责编介绍】：艾涓，女，今传媒杂志社编辑办主任，主要从事传媒理论和实践研究。
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是现今活跃于各大报纸和电视栏目中的两种不同的新闻类别，自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正式出现社会新闻到现在，社会新闻一直是都市报、晚报青睐的新闻类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中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稳定、分配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作为民生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体的民生新闻也应运而生了。
现如今，全面审视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的报道，不难发现，很多媒体、记者将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当作一类新闻加以报道。在报纸的版面安排上，也多将这二者合为一版，更有甚者，将社会新闻错刊在民生新闻中。究其原因，无非是对二者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因此，为了保证新闻报道可以在“正确”的地方报道“正确”的新闻，以达到预期的报道效果，区分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刻不容。
目前，业界和学界对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均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新闻学大辞典》中将社会新闻定义为“反映社会生活中体现社会伦理道德的事件、社会风气、社会问题、风俗民情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奇闻轶事的新闻。”[1]都市报、晚报最早将民生新闻定义为“与市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形态紧密相关的社会新闻。”[2]从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新闻与民生新闻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即都以社会生活为中心，只是所报道的侧重有所不同。民生新闻侧重于报道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新闻，而社会新闻则注重报道在社会中发生的各类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社会新闻属于“软”新闻。而民生新闻除在报道内容，即有关“社会生活”这一层面上与社会新闻相重叠外，还注重解读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剖析经济形势，介绍新科技和新成果等，兼具“硬”新闻与“软”新闻的性质。
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兼具有报道题材的广泛性，报道内容的贴近性、通俗性等特点。但社会新闻更讲求趣味性，时效性要求低，在寻找新闻素材时，具有很强的时空跨越性。民生新闻更注重服务性，要求最大程度地进行舆论监督、帮助百姓解决疑难事、困难事，而且要及时为百姓提供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实用信息，比如菜价的涨落、健康养生小常识等。而且民生新闻多活跃于电视栏目中，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多采用热线电话、网络讨论、手机短信等形式进行现场信息互动，使观众的想法和意见得以及时传递，更好地发挥其服务的功能。
陕西电视台《都市热线》栏目就经常通过和热心观众的电话连线，获取民生新闻线索，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困难的典型。其中的“小民话题”更是具有超强互动性的栏目，主持人以辩论的形式从正反两方面解读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为生活在都市中的普通老百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社会新闻的报道题材具体包括以下八种：“1.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2.抨击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和各种不良社会现象；3.报道有典型意义的恋爱、婚姻、家庭及其他日常生活问题；4.介绍有一定影响的民事、刑事案件；5.报道天灾人祸及特殊条件的气象、交通等关于人们出行的资讯；6.反映社会知名人物的活动和相应文化动态；7.介绍具有文化价值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民俗；8.报道能够增长见识或有一定娱乐价值的珍闻、趣闻等。”[4]
20世纪，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新闻报道面临着困境。这些问题主要是当时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虚假、不实新闻和桃色新闻等。当时的传媒界都在思索如何使新闻报道走出困境。恰在此时，《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新闻事业》的总报告及六份分报告陆续出版，社会责任论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思想被正式提出。
社会责任理论强调自由是伴随着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要求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的时候，克尽对社会和公众的义务和责任。
在新的历史时期，同志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些指示，规定了新中国新闻媒体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职责。2009年，同志在参加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时特别提到“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表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可见，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意义重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进入被称为“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许多动态性、矛盾性的问题层出不穷，一些媒体为追求经济效益，不深入调查研究，也不理性的选择报道角度，一味的停留在吸引人眼球的浅层面上，使得媒体的新闻传播、文化传播等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忽略了其社会效益，陷入了低俗的怪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网络媒体作为比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晚出现却发展迅速的新兴媒体，有着独创性、新鲜、快速等优点。但有些网络媒体在与传统媒体竞争时为了扩大新闻的市场占有率，不顾社会责任以及新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在传媒市场化日益加快的今天，很多网络媒体为追逐点击率、商业利益而罔顾新闻道德、新闻伦理、社会责任的现象屡见不鲜。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主要表现在：虚假报道层出不穷；不惜手段追求轰动效应；有偿新闻的出现；为抓拍新闻冷眼旁观；等。而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会使媒体的社会责任缺失，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会制约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媒体从业人员只有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才能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更好发展。
在新闻媒体忽视社会责任时，媒体工作者在采访、写作、编播时会存在不细致、不准确、不深入的问题，从而导致新闻部分虚假；或者某些新闻工作者有意造假，制作出完全的假新闻。
一切新闻都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新闻之所以赢得千千万万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能被他们所欢迎、接受，并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向导和鼓舞力量，关键就在于它是真实的。受众通过新闻客观、真实的报道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掌握新政策、新思想、新知识，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安排生活。新闻靠真实来说服和教育群众、影响和引导舆论、指导和推动工作、服务于各项社会事业。
2008年春节前的“艳照门”事件，一时引发网络狂潮，这件事不仅给整个娱乐圈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思考。网络媒体的放大和疯狂炒作，使得事件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香港《文汇报》调查显示，近四成青少年有接触艳照，其中大部分为初中生。我们可以预见到此次事件对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网络媒体对于将此事推动成社会新闻的头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媒体自律可以通过对自我的管控坚守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自律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奖励先进，给全体新闻从业者以榜样示范的作用，惩罚违规者，警告那些企图违规者。二是发挥新闻从业者社团的作用。中、外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拟定多由新闻行业组织承担，因此新闻从业者社团对新闻从业者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三是新闻机构可以通过设立监督电话，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受众对媒体的评价。还有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实事求是、人文关怀的自觉意识。
当媒体自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的缺失不起作用时，就需要社会的他律。为了保证新闻舆论的权威性、公正性、纯洁性，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评议。一方面接受政府代表人民大众，依法实施宏观管理、政策指导和必要的惩处；另一方面接受来自专家学者和各行各业群众的批评建议。在我国，人民大众对新闻媒介的工作质量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状况理所当然地拥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目前，我国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下展开了对媒体的转企改制工作。一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后形成了具有独立市场法人主体地位的传媒集团。转制之后，“企事分离”，国家加大对电视事业单位的财政支持，电视事业单位全力以赴履行国家的宣传职责，为公众提供公益文化服务，不受商业利益制约；电视企业单位在保障宣传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为公众和商业客户两个主体提供服务，在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市场规范下平等竞争，实现社会福利。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对媒介责任履行的制度化保障。
新闻摄影是新闻形象的现场摄影纪实，是使用包括静态、动态等各种 摄影手段来记录影像的新闻报道活动。它是以图文结合或声画结合的方式，记录新闻事件、传递新闻信息的视觉新闻传播活动。广义上讲是新闻宣传的一种形式，属于一种表现和创作的艺术活动。狭义上是指一种运用摄影技术、技巧，摄制图片进行新闻报道的宣传形式。数码相机的普及和具有强大摄像功能手机的出现，催生了一个“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然而会摄影并不等同于会新闻摄影，新闻摄影的特征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为避免新闻摄影的失真和失实，首先新闻摄影的拍摄的对象、内容都应当是真实的，不能虚构、编造，也就是要做到“具体真实”；其次，记者报道随拍摄人物、事件、瞬间和过程，以至于所选取的拍摄角度，都应该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说明和反映人物的真实性格和事物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要做到“总体真实”。
新闻摄影的形象应该具有冲击性、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能够让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虽然我们不否认新闻摄影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新闻摄影活动的拍摄对象，应该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事件、事物等等，并且在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的 前提下尽量还原事物。甚至有时候新闻摄影要牺牲艺术性，来保全其拍摄对象的新闻价值，
新闻摄影的具体功能，也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应该说，作为大众媒介上的一种常用表现手段，新闻摄影的社会功能其实可以看做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的体现和延伸。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
如果说纪实摄影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艺术摄影的价值主要是审美价值，那么，新闻摄影的价值主要是新闻价值。说起社会，常常使人想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新闻摄影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作出不懈的努力。就拿我的老师新闻纪实摄影作品，他做“贫困母亲”这个主题已经数十载了，从开始社会部关注那些贫穷母亲到现在专门为她们设立的“幸福工程”机构的产生，“这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共通的社会价值的最好体现。
（一）新闻摄影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向人民群众进行理想、道德、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利用手中的相机，来抓取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伟大建设，讴歌典型，弘扬正气，塑造美好，鞭挞丑陋。这是一项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二）新闻摄影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正所谓“一图无语，胜似千言”。人们通过新闻摄影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情感与思想，也可以看到事件的现场、感受到当时当地的气氛。
（三）让社会对某方面造成舆论压力。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闻摄影可以为当权者制造舆论、发动战争服务，也能令当权者被动和难堪。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摄影最根本的任务是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作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录着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事件，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社会新闻，这些真实反映时代风貌，记录社会变革的新闻照片，利用他的直观性，视觉冲击让人们对史料更加信服，可信度大大提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新闻摄影所借传达的物质媒介——摄影图片，本身具有造型特点，因而也常常具备审美价值。也就是说，是摄影师的情感注入和审美判断，赋予了新闻照片的美感。这种美感中，既有美的内容，又有美的形式，新闻照片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越好，审美功能就越强，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越高。新闻摄影师应加强艺术修养，在保证新闻信息量传递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强新闻照片的艺术性。当然，也应把新闻照片的艺术性置于新闻价值、新闻性之上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对于新闻摄影而言，传递新闻信息始终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功能。新闻摄影的美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独一无二，有时代特征。新闻摄影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外，还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新闻摄影的美建立在新闻性、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因此，新闻摄影虽然展现的是真实世界的瞬间的画面，但是不论是好的坏的，善良的丑陋的，新闻摄影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冲击我们心灵的世界。新闻摄影对于人民群众，社会都有巨大的意义，不论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对于过去的反思，新闻摄影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
[1]蒋齐生.《全面改革与新闻摄影》，1985年在全国第二届新闻摄影理论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3]蒋铎.《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年.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5年2月，他在贵州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做法；2005年2月，清晰定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他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中，有以下原则：首先是以人为本，再有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能够看出坚持“党的领导”仍是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以人为本”也将对人的重视提高到一个高度，改革开放也是不变的主题。同时，“和谐社会”也更多传承了中国古代的“和睦、协调、统一”理念，在此之下，笔者试图从他的一些讲话中，对他的新闻、宣传理念进行总结。
坚持党性为核心坚持党性是同志新闻、宣传理念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点，几乎所有的讲话中都有提到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新闻媒体必须为党服务。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就说到“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①在200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的时候也提到“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②坚持党的领导，培养忠实于党的媒体骨干，打造利于党发展的舆论氛围，是所有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出发点。
尊重传播新闻规律同志坚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认为新闻、宣传都该依规律办事。例如他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他曾经说“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③；他要求新闻媒体重视时效性“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善于捕捉信息，进一步增强宣传报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④；还说可以按照新闻价值来选定报道对象“如有新闻价值，均可由新闻媒体对海外和在我国新闻网站上自主报道”⑤。他还认为新闻传播要注意“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力风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⑥在他的讲话中他是肯定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应该真实、及时并且有价值，报道方式应该鲜活而不该老套。
以人为本，服务人民政治中他多次强调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在“新闻和宣传方面，则提出了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⑦在视察《人民日报》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⑧他认为新闻传播应该尊重服务人民的要求，写人民爱看的、关心的东西，力求“准确、鲜明、生动”，贴近人民，吸引人民，服务人民。以引导为主“在200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⑨在互联网普及，传播方式急剧变革的时代，过去的传受的宣传方式已经不再适用，所以在新的时期“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⑩以变革传播技巧的方式来引导舆论。
什么是才情?“(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些变化或如惊涛骇浪，触目惊心，或如涓涓溪流，润物无声，从而使任何叙述都相形见绌，恰似拿破仑所言：可有哪一部小说能比我的人生更精彩”，像这样的句式和引用在书中比比皆是。但笔者认为，一部大作，仅仅靠这些“小伎俩”是立不起来的。它需要让读者有“感觉”，读者能够与作者胸中激荡的“气场”产生共鸣，这种东西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文采”。
笔者用一幅图画来形容作者的手笔。一个如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站在高山之巅，风吹动了他全身的衣服，他的眼前，风云际会，波涛滚滚；但是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山沟里，一盏青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妇演绎着自己的人生，爱恨情仇自是非我们外人可知了。
换言之，这是将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民间叙事的结合。作者在介绍中国新闻事业百年历史的时候，不时地穿插一些小故事，在讲述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后，引用了一段对梁启超有褒有贬的评价，但是作者偏偏不按套路，而是说“1958年武汉会议期间，在东湖边的凉棚下，曾同田家英和吴冷西闲聊……”一句话，历史的感觉就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再如“风雨苍黄(中)”一章，刊出了一个被日机轰炸后的上海南站儿童；“风雨苍黄(下)”一章介绍了一些民国年间的上海女子；而在介绍当下时又引入出租车司机的新闻报道。在大变迁和个人故事之间穿越，于是历史不再遥远。
作者写的是历史，一种磅礴的史观，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英雄驰骋沙场的向往，对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美，“李广一生，南征北战，用兵如神，屡建奇功……每每流露着崇仰、感佩与伤痛之情，读来让人感慨万端。”也不掩饰对卖国贼的憎恨，“这个汉奸加无赖(胡兰成)的走红主要还是得益于‘张爱玲热’。至于张爱玲，当下仿佛成为白领、小资、文学青年‘今生今世’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历史学者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如此旗帜鲜明，随意书写自己爱憎的感情呢?在其《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李彬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儿子问他，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大惊，从此正襟危坐地写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历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一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笔者观《新社史》，把历史写得诗意的主要手段是把新闻史上的人物一个一个写活，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自己来讲述新闻史。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林白水、成合我、张季鸾……这些人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比如王韬，风流倜傥少年得志，当他云游欧洲，伦敦画室请他摄影留念，他写下“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的豪迈诗句，可是晚年颓唐，生活堕落，以逛窑子为生。每每读罢一个人物，都让人掩卷沉思良久，因为生命的本性相通，无论时隔多久，这也是对历史的感情之所起。
本书的史观也是“一事当前，先得明辨是非，区分善恶，然后才是记功司过，激浊扬清。”他在“复活”历史时，又非常谨慎地履行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得起自己毕生研究的事业，对得起新闻，对得起历史。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实际上今天的新闻也是今天的历史。新闻要求我们具有新闻敏感、采访技巧、写作能力，新闻的智慧和勇气。但他认为，“决定一个新闻人成就大小的，首先在于对时代的把握和对人民的关切。”
这是历史学者与生俱来的情怀和担当，当时光匆匆一过，千年之前的事情，今人如何得知?大多靠历史记载，如果贪图一时的荣华富贵，贪图一个女子、一栋房子、一个爵位，故意记载错误，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作者诚惶诚恐，他理解，所以他不敢，他只敢“尽微薄之力”“守护我们的历史长河”。他希望自己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这是历史的责任感。很显然，作者的信念在于他一直强调的“温情和敬意”，在本书中，好几处引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首页的几句话：“中国人读中国史，则附随着一番对于其自己民族生命之甚深情感。历史积累愈深，民族情感愈厚……”
当如今的新闻史课程都在教授时间、地点、事件的时候，李彬教授意识到如果这样枯燥，会没有人愿意上新闻史课。他认为“历史并非尘封的档案和枯死的尸骨”，他要把一部活生生的新闻史展现在学生面前。作为一本教材，他不是教学生一条一条的知识，而是在描绘一个新闻历史与社会交响的图景。培养一种关怀，未来社会的主人们，如同古代有理想的士大夫一般，去观照脚下的土地和当下所处的世界。同时培养他们的职业温情和认同感。
但作者的立意不仅于此，他也在努力拓展学科的边界。将新闻、历史和社会三者打通，新闻成了一个载体，纵向看，它连接着历史；横向看，散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本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介绍新中国六十年新闻社会史的时候，有机械整合的痕迹，新闻、社会和历史三者的关系不是十分和谐。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于是有人质疑，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还是一个社会学著作?诚然，作者的勇气可嘉，他没有放弃。在笔者的理解中，作者始终坚持着他的几点道理：第一，对历史的感情；第二，要学生读得懂；第三，有利于新闻史这门学科的发展。
末了，笔者想在新闻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一点意见。黄仁字在《万历十五年》中定义“大历史观”有三个要素：一，必须有国际性，四海为家的精神；二，不单独是书本上可以看到的，还要有自己的经验和经历；三，叙事要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笔者想李彬教授的《新社史》绝大多数是基于自己的书斋研究和人生经验而成的。但是作为与社会相关的研究，“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如何拓展?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如果能够将理论分析与民族志的方法相结合，找到更多贴近“自然真实”的经验性材料，这样，不仅能在理论上连接历史、新闻和社会，同时也能在方法论上连接历史、新闻和社会，新闻史研究将迈出一大步。
①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②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③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扁平化呢?人类社会的扁平化，就是实现人类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的“同一个梦想”，亦即“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或叫“普世价值”。人与人之间(更不论国与国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是自由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激励人们奋斗的无非就是这个价值目标。
实现社会的扁平化，需要诸多手段和条件。比如，推进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行业自治，发展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放手让公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不论是汶川大地震的倾情救助，还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志愿者的参与都生动地表明，中国民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可以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无疑，新闻开放是实现社会扁平化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
新闻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分内外”的全面开放。不论对外对内，新闻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讲，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做弄潮儿。由30年的国吏观之，“改革开放”伊始就两住一体不可分；当年中国选择加入WTO也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意思；在“中国制造”满世界的今天，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ku酷游，不可能只让商品流通，而不让信息流通，或者只让某些自己认为“正面”的信息流通――天下没有这样一厢情愿的好买卖。
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还在迅猛发展中，要想控制新闻信息的传播，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除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有了国际视野，农民工见识也广了，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甚至在涉及征地、拆迁、讨蕲等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范围内不分文化程度高低，公众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人们要求反特权反腐败、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会日益强烈。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人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手段向国内外新闻，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闻开放对于普通民众。自然也有一个改变新闻观念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批评就是抹黑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对于公开政策法令、公开集体账本和官员财产呼声很高。农民也知道找媒体“”，重庆“”甚至找外国媒体来采访，“制造舆论(压力)。”
然而，在当下中国，主动的新闻开放的程度，还取决于掌握公权的人们。妨碍新闻开放在官员中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种人是冥顽不化，死抱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主义皇权传统不放，根本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扁平化的现代思维。但是这种过气人物是上不了台面的，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也与中央关于实现“四大民主”、保障公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承诺性政策目标相反，所以师出无名。不可能得人心。
第二种人较多，主要是担心新闻开放会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新闻开放需要有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种担心从根本上讲是过虑。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愿中国乱的。去年的“3・14”事件、四川震灾和北京奥运一再证明，中国民众是爱国的。对于诬蔑中国的不实报道他们会自发地。对外的新闻开放有助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比如对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的不了解)；对内的新闻开放，比如事件的解决，是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加剧了社会冲突。反之，“管控”媒体和信息传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人丢了里子又丢面子正是如此。
这个问题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我和黄老师、和本报社其他记者的关系；二是出差时和其他报社记者的关系。我感到那真是截然不同的关系啊。和黄老师，我要恭恭敬敬、唯唯诺诺、一声不吭，就像下级对待领导；和报社其他记者程度次之；到了出差和其他报社的记者搭上，那简直是另一番天地，男的可以勾肩搭背有如哥们兄弟，女的有如姐弟同窗（从最优越处论之，非通例）。这话似乎讲得过于夸张，但是如果从心理感觉上去体验对比，这种比喻好象的确无误。
不能排除的因素是，我那复杂的性格。我相信和我的性格迥异的人也许可以做到将上述两种关系“合二为一”，或者将差距拉小。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恐怕都不能例外。其中的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我在黄老师、在报社的其他记者面前，我是实习生，他们是我的指导老师；而在其他报社的记者面前，我不是实习生——我想单凭这一点事实就已经足够造成以上截然不同的心理差距了。
然而，我发现，黄老师和报社的其他记者对我的这种恭恭敬敬、唯唯诺诺的表现并没有感到愉快，或者并不表示欣赏；而从我个人的角度，实话说，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也没有愉快之感，却是有一种厌恶，有一种对自己的不满。
我的观察结果是：一是来自网上（含新华社），尤其是重大新闻；二是来自企业的邀请。似乎单这两条线索就已经足够让记者跑腿。
记者熟悉了it、家电行业之后，对快捷的网上新闻能比较敏捷地做出分析判断，然后度量出某种视角去采写。（新快报的it新闻似乎总是比网络媒体慢大半拍，有时是几天！）所以黄老师叫我多关注网上新闻，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企业的新闻邀请。黄老师把一些来自企业邀请的出差机会给了我，而他没有去，这说明那次活动在他看来一定不会太重要，如果很重要他一定会亲自出马；我出差回来后写过几篇消息稿，只有很少的短篇发表了，而大部分没有刊发，黄老师也没怎么过问，从这一点也证明企业的邀请不能算作新闻线索的主要来源。
此外，报社策划的主题活动更是经济新闻的重要来源之一；报社如果不主动这样做，似乎就很难生存下去。在我实习期间，接触到的新闻策划有“客户服务峰会”“金融博览会”“管理沙龙”和各种年度评比活动等。这些主题新闻往往占据那个时段经济新闻的绝大部分版面。
说来惭愧，实习前我有轻度的“出差恐惧症”，尽管我曾走南闯北，无所畏惧。至于和记者、企业人一道出行在外，对我还是第一次。这种恐惧心理多少和我在大学里不爱参加集体活动有关，此事既无可挽回也就少谈罢。幸运的是我在实习第一天就被派去了珠海，使我得以失去多愁善感的时间，想一想，是男子汉就上；第一次出差我做到了。 往后也就有了树起自信心的“第一桶金”。
谁叫我多虑多思？这种性格是福也是祸。在第一次出差期间，我逐渐在人际的心理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将心比心，有谁能超然人外？因此对人际的恐惧是毫无必要的，是自寻烦恼的！前面说过受访人往往会为记者的愚蠢提问主动解围，此理于人际关系亦然：每个人都容易为他人的种种举动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即使一时无法解释也会神秘地相信他人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每个人在心理上都很容易把别人置于有利的位置，而把自己置于不利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说我就没有必要担心别人会恶意猜忌我，相反他们会在心理上很主动地为我“解围”，为我“圆场”，把我置于有利的位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相反，一旦我发现别人有把自己置于不利位置的迹象时，而这个迹象竟然可能是由我而起时，似乎自己反倒有责任去为他（她）“解围”了。
所以，我在出差中遇到两件怪事：一是电脑商报的一个记者仅凭我主动说了几句话就认为我是外向型性格；二是南方日报的一个记者恭维我说，“你看起来很像记者耶！”（像记者并不值得高兴吧？）因为那次我主动和他们搭讪，并说他们看起来像在校学生。我每次出差都受到了公司很好的款待，并被其他记者看成是正式记者，除非我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因为我自卑而自贬身份。终于，出差的恐惧感逐渐得到克服。
再一个就是在现在的时常经济的利诱下，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蚀，导致其笔下的文章与事实有所偏差，连最基本的职责都忘记了，在报社我看到了有些不负责任的记者为了小利益而不顾廉耻和尊严，后来才得知，在今天这种工作和生活氛围里想要远离尘埃，不食人间烟火是基本不可能的了！
作为一个学科，社会学用精确、控制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研究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活动、构成社会与社会系统的群体、机构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学研究的基石是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使社会学研究自然地将新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在美国，将新闻学研究正式纳入社会学研究范式发生于19世纪40、50年代。当时主要是把新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选举过程相联系。
社会学家在那个时代所关注的并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媒体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拉扎斯非尔德等学者提出新闻对政治选举的影响是通过二级传播的模式，由意见领袖来实现的。此后，社会学对新闻现象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也更加深入。
社会学对新闻活动的研究将新闻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考察社会环境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对新闻的研究，自早期拉扎斯非尔德的研究开始，到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塔奇曼(tuchman)、甘斯(gans)、莫洛奇(molotch)、莱斯特(lester)、费斯曼(fishman)、舒德森(schudson)、吉特林(gitlin)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著述。近年来，其中有些学者又有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如甘斯的《民主与新闻》(2003)，吉特林的《无限媒体》(2002)和《知识分子与旗帜》(2006)、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2002)等。
新闻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以及技术等五种视角展开。这些视角从研究媒介所处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环境来解读新闻生产的过程。
政治视角主要是指政治结构对媒体的影响。萨尔伯特等学者在他们所著的《媒介的四种理论》中，将媒介体系归纳为四种理论体系：独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理论。媒介的四种理论至今仍是认识媒介政治体系的经典文献。该著作提出，欲了解媒体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必须了解特定社会所持有的信念，了解这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了解一定社会媒体与社会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此后学者们研究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基石。
然而，该著作虽然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没有实际讨论各媒介体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苏联。此外，社会政治背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世界各国的差异并不能完全以国有、私有、商业化或公共广播等大的框架来划分。
例如，在媒介四种理论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的体系下，无论是公有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同样会为现存制度大唱赞歌，也会对现存制度的瑕疵提出批评。
西班牙私有制的报纸在福朗科政权下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放在报道首位。而同样的媒体在福朗科政权倒台后又为提供平台。在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国家不能有力地保护记者，记者的任何报道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在哥伦比亚，自1978-1997年间，有133名记者被杀害。
由此可见。以国有、私有或商业、市场等大的概念来讨论媒介体系显然有不足之处。赫林(hallin)在考察了18个欧洲与北美国家的媒介体系后，提出了三种媒介体系：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north atlantic or liberal model)(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北欧或综合民主模式(northerneuropean or demorcratic corooratist modell(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地中海或多极复合模式(mediterranean or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市场主导，新闻职业化程度高，新闻报道以信息传递为主。北欧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但保护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程度高，历史上的政党媒体发达，现在则朝着中立的商业媒体方向发展。地中海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甚至有阶段性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报道有偏向。
在研究这些媒体体系时，赫林否认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发展终结。他认为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媒体与政治已经相互融合，其关系已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欧洲国家的媒体模式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然而，美国学者舒德森却认为各国的媒介体制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向着商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而倡导信息中心、独立的职业主义的美国新闻教育也对各国产生着影响。
在研究新闻生产时，经济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下。经济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常常成为极为关键的因素。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报纸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汉密尔顿(hamilton)发现由于市场竞争。美国大多数报纸在这一时期为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放弃了党派立场。而美国电视与平面媒体新的新闻“软化”的趋势也是为了吸引10-40岁之间女性的目光。
市场经济在美国的土壤中尤其发达，因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在美国新闻史上，报纸的商业化与新闻职业化几乎同时发生。市场因素还促使美国媒体所有者积极使用最新的技术，互联网、卫星直播技术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更多地为重大事件所推动。
新闻社会学不仅考察政治和经济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即通过考察组织内部、本组织之间以及本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来考察社会活动的过程。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就是考察新闻机构内部，新闻机构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社会组织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会根据组织的要求来调整个人的价值观，因此，欲研究组织产品，其关键在于研究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将媒体视作一个商业机构，而不是由独立记者组成的集体。由此，新闻生产的过程便可以理解为新闻机构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经营下去。
社会组织理论有益于我们了解新闻组织的性质。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说，社会组织的影响还体现在新闻机构内部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上。
在这组关系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记者与官方消息来源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的长期研究证明官方消息来源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新闻。经过1964-1965和1973-1974年两个阶段通过对六位记者长达600多个小时的观察。菲什曼发现无论做何种报道，记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或出席会议。或浏览文件。新闻记者与官僚机构的这种关系使记者得以在事件还未被公众知晓之前。获得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记者与编辑以及各新闻机构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影响着新闻生产。在新闻机构内部。编辑作为把关人和新闻稿的改写者。直接影响着报纸的内容。在对越南战争的报道的研究中，赫林发现信息出现在新闻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在对越战的报道中，越是接近真理的信息，反而越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最后。赫林将之归结为“倒转的倒金子塔”。在新闻机构之间，同行记者的之间的竞争也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过程。这有时意味着新闻报道质量的提高，有时刚好相反。美国出现的“群体新闻”(‘pack joumalism’)现象就是指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在报道同样的事件时采用同样的视角。记者甚至对有可能与其他记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一种恐惧。
从文化视角考察新闻报道，新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不同，人类学认为文化先于人们，而社会学认为人们制造文化。因此，从社会学的文化视角来看，记者不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存于文化中，在所处的文化中报道，而且还是文化的制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记者决定报道，记者或明示，或暗示着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视角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文化视角关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新闻机构是否赢利、是否能在社会中生存，它所关注的是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置身于广阔的文化符号体系下的意义。在一定文化中运作的媒体难免使用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报道的总体倾向。比如西方记者对耶路撒冷的报道总是集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世俗社会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甘斯在考查70年代美国主要媒体的外国报道时也发现美国媒体对前苏联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家的各种问题上。即使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就，也报道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宣传。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美国的国旗不仅出现在记者的领口上，还装饰着福克斯新闻和msnbc的新闻工作室。而记者任何不支持军队的活动都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出现了所谓的“福克斯效应”。
新闻社会学对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凯瑞对电报的技术的研究。凯瑞认为电报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法，促成了新闻报道所特有的写作结构，倒金子塔的写作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电报还使信息的传送第一次与物体的运输区别开来。在电报产生之前，“传播”这个词不仅指信息的“传递”还指物体的“运输”。
谈到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重大影响，麦克卢汉应当说是技术决定论的呐喊者。麦克卢汗认为媒介即讯息，技术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形式和范围，正如火车的使用带来了新型的城市、新的工作与娱乐方式。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播出同步进行，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无疑不可忽视。大量的现场直播节目使得新闻报道带上了浓重的“原生态”的特点。现代技术所带给人们的大量信息又使得受众无所适从。催生大量的解释性新闻报道、娱乐性新闻报道。
最近几年来．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发挥自己的传播优势，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活动的报道．以及时、全面、海量的报道赢得了广大受众喜爱．并对引导社会舆论起到重要作用。
新媒体之所以异军突起，主要是其传播特性具有明显的优势。新媒体传播与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比如突发事件等社会新闻。其消息源在几分钟内就可能通过手机轻而易举地突破人为的防线。采用点对点再到面或者点对面的传播．把信息辐射到更广阔的空间：网络传播中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检索性满足了受众更大的信息需求；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也是多媒体。更亲近人的多种感官。这些都对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新媒体的出现，使普通公民能借助手机、博客、BBS等新闻。表达观点。因此，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通讯员和记者。每个人都是编辑．每个人又都是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新闻对于纸媒等传统媒体而言，其时效性不仅大打折扣。而且也更无独家新闻可言．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同一题材上竞争。
社会新闻是纸媒等传统媒体赢得读者和受众的重要筹码，包括许多党报现在都开辟了社会新闻版。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只有提高社会新闻的品质，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提高新闻品质重在新闻策划，只有通过策划才能扬长避短．才能在差异化竞争中制胜。
对于突发性事件，比如车祸、火灾、事故、凶杀、暴力等最常见的社会新闻，新媒体往往是捷足先登．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播出去；而作为传统媒体，虽然没有时效优势。但可发挥其专业队伍、专门机构的优势，对突发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决定其放弃还是做大做强。这就需要对新闻事件有足够的了解，包括事件的性质、所发生的地点的显著程度、当事人的社会层次、事件原因及社会背景、事件对公众的利益及对公共空间的影响等。只有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才能判断新闻题材的大小，才能确定报道思路和方向，才能确定人员和版面的投人，才能提升突发新闻的新闻价值。黄陂“信义兄弟”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
今年春节前夕，武汉市黄陂区建筑商孙水林为抢在大雪封路之前回家过年，星夜兼程，从天津往老家黄陂赶，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不幸遇难。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事故。一般来说发个几百字的消息就行了；而楚天都市报采编人员得知这个消息后，不是作简单的常规性报道，而是深人采访。了解其新闻背景和对公众利益的影响。从中发现孙水林出车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抢在节前为在他建筑工地打工的乡亲发工资：车祸发生后，孙水林的弟弟孙东林泪水没干：连哥哥全家的后事都来不及处理。便带着哥哥车上的30多万元现金接力送薪．终于抢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资分文不少地发到农民工手中。
车祸背后的这一新闻事实。让采编人员震撼，并很快从中提炼出“信义兄弟”的价值符号。进行连续宣传。湖北日报及时跟进，把信义兄弟宣传推到高潮。“信义兄弟”报道引起省委和高度重视。并成为轰动全国的典型。
热点新闻多半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涉及社会矛盾的“烫手山芋”。作为一名记者和编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堵塞言路是不可取的：但一味火上浇油，激化矛盾，造成不良影响，则更不可取。这就要求在采写热点新闻时，需要冷静的头脑，需要理性的思考，既要考虑广大读者、受众关心的程度，又应该考虑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限度及社会的承受能力。
热点新闻报道有自己的规律可循：全局观念是热点新闻报道的思想准则．平民视角是热点新闻报道的最佳视角．善于引导是热点新闻报道的业务核心，把握好“度”是热点新闻报道的关键环节。热点新闻报道的最终目标应是促进问题解决．排解读者疑惑和情绪，有利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回顾2009年．湖北热点新闻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案”、“天价捞尸”、“应城‘闲扯门”’、“樱花门”、“高校丑闻”等等。
去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对母女在武汉大学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民热议。对这样的热点问题怎么看?相关媒体的评论员文章认为：“樱花门”事件考验着中国民众的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各方既要照顾中日两国关系中民众的敏感度．也应理性思考爱国行为的合理表达方式。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性分析。起到了较好的引导效果。
“10・24”荆州大学生英雄群体．其事迹感天动地；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英雄牺牲的悲痛之中．一则“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公司向长江大学挟尸收取天价捞尸费”的消息震惊网络．许多网民强烈呼吁用法律让“挟尸要价”者得到应有的制裁。给敬畏生命、尊重英雄一个起码的正义。
面对网上的舆情．作为参与此次重大典型报道的湖北日报。对此事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这种无德行为应该予以曝光．但如果时机把握不当，就会冲淡全国人民学习英雄群体的良好氛围．舆论就会一边倒．其重心就会由学习英雄转移到斥责丑恶。对此，湖北日报没有披露“挟尸要价”的过程．而是选择时机．只报道当事人受到行政和经济处罚的结果．起到较好的引导效果，使10-24荆州大学生英雄群体最后成为全国重大典型，其事迹感动中国。
媒体采编人员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涉及日常社会生活一类的社会新闻，它们往往是相对平淡、相对静止、相对孤立的。这一类社会新闻，更加需要记者与编辑主动策划，主动思考，从平常中发掘精彩．从静止中演变出运动，从孤立中衍生出关联。这就要求记者具有一双洞察力的眼睛。有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对每一个社会新闻线索都要进行充分的评估．研究这一题材是单一性的还复杂性的．是否具有延展性或深入空间。一旦觉得“有戏”，便进行与其相适应的人员及版面投入，使其收到应有的社会效果。今年3月．湖北日报在社会版推出了《平民家书》一组报道，就是通过对题材的纵深拓展，在平淡中出彩的常规社会新闻。
天门市民彭怀玉在一次整理邮票时发现．旧时家书读起来依然温馨、感人，于是，便萌生了整理家书的想法。彭怀玉搜集并整理其40位家庭成员和60位友人间的2000余封往来书信，跨越时空近半个世纪。
